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第一站，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他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指出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湘江战役之所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它付出极大牺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战役的惨烈使得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从量变渐至质变，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的第一次严峻危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原来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这次战略转移变成了“甬道式”的搬家式行动。部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这种行军方式，彭德怀称之为“抬轿子”。
国民党军队以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形势愈发危急。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但由于湘军先期到达，失去了占领全州县城的有利时机，红二师退到桂（林）黄（沙河）公路之脚山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阻击湘军。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桂军。29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这三处阻击阵地地势较为平缓，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进行并不擅长的阵地战，预示了这场血战的惨烈。
形势越来越紧张，红一、红三军团占领湘江渡口后，中央军委纵队前距湘江最近渡河点是55公里，却走了两天。为保卫中央军委纵队顺利过江，担任两翼和后卫的各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尽可能为中央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
战况异常惨烈。在新圩阻击战中，部队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委和红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彭德怀随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又壮烈捐躯。在脚山铺，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敌人围攻上来时他为避免被俘，让警卫员对自己开枪。警卫员不忍，他夺过枪开枪自尽。广大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着坚强的理想信念为中央军委纵队赢得了宝贵的过江时间。
尚未过江、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敌人抬他领赏的路上，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自己的肠子，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湘江战役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内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就有所怀疑。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便开始滋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曾说“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指红军将士）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湘江战役激化了这种怀疑，使得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一些指战员逐渐萌生出改换领导人的想法。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血的事实让大家逐步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红军才能转机。
“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情绪。当时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萧劲光回忆，有些同志开始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担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也认为，湘江战役“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使得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左”倾错误领导人对如此危机和重大挫折毫无办法，博古和李德都丧失了信心。聂荣臻回忆，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把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各部队“减员也很严重”。他说长征出发时新编成的部队到占领贵州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党内逐渐蔓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从量变逐渐到质变，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公开化，争论也开始了。进入越城岭山区，部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前进过程中，党内对行军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后来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关于继续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在地区推进的意见。毛泽东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讨论的结果，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18日，在黎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飚回忆有个“橘林谈话”。在一个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着，讨论当前的情形。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湘江战役后这一个多月来的激烈争论，使广大指战员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对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加上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湘江战役后引发的激烈争论，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